任何治理变革，都有三条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一是越改越简单，所谓的“大道至简”。二是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更加具有积极性。三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的取向肯定是管理重心越来越低，越来越还权于民，应该让利益相关者越来越有参与权、表达权。所以讨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这三条原则也是适用。 “什么是好的大学内部治理”？一句话就是“善治”。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良好的大学治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民满意。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学术性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与核心价值。一流大学就应该有一流学术产出与一流的学术贡献，让人民满意。好的治理，就应促进教师的职业成长，激发其学术活力。大学的学术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教师的学术生产能力所决定，教师是大学学术生产的主体。

第一，为什么把教师作为研究主体？一是现代大学是作为学者的共同体出现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教师群体应该是大学使命的承担者、大学功能的实现者，大学本质上是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二是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直接体现在教师能力的差距上。以2017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为例，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在师均表现（PCP）指标上得分为79.5，而排名第48 位的清华大学（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PCP 指标得分仅为25.1。这组数据对比直观呈现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且教师整体能力的差距是造成大学学术能力差异的直接原因，由此进一步明确以教师能力提升作为大学能力提升的突破口乃是当务之急。三是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降，几乎门可罗雀了。

习近平今年去北京大学讲高校三项基础性工作：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其中第二项就讲到了“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就为大学内部治理变革指明了方向。

第一，从“教师”走向“学者”是大学建设进程中教师发展的必然方向。教师与学者是不一样的，教师主要以传授知识为职业、以学生培养成长为已任，教书育人；学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学术领域，自己的研究专长，他应该有知识发现、融合与应用的功能，他更应该去承担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即是将知识劳动作为自己的志业，并在某一学科领域有一定的造诣、以此服务与影响社会的人。而一个学校的转型，最根本的取决于教师的转型。教学型大学要转型为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要转型为研究型大学，如果教师不实现这样的转型，那学校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理顺基层学术生产关系。教师的学术生产力是由大学基层的学术生产关系决定的。从“教师”走向“学者”，不仅取决于教师的个人学术抱负，当然更取决于大学内部的治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支撑。制度和文化，给教师的转型、职业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土壤。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对大学组织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选择必须适应大学能力发展的要求。在大学的组织结构中，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教师开展学术生产活动的最前线，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与能力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当前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存在的普遍缺陷，是制约教师能力发挥的制度性障碍，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大学能力的提升。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自下而上。中国改革的重大步骤，就是推进基层自治，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包括现在行业自治，其实都是自下而上的，这是我们国家治理变革的逻辑起点。

第三，改革的判断标准，就是“大道至简”，要构建清晰简明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人事制度顶层设计与改革当中，需要思考三个关系：第一，要把学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当中去思考；第二，要把学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实现和保障学校的战略决策中去思考，人力资源配置必须符合学校的战略要求。第三，要把学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个体与团队的相互关系中思考，就是要从团队、从结构合理的角度去思考，要实现系统最优，而不仅仅是个体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