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柳俊，男，1981年生于上海，2015年获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语言学系（QS学科排名101-150）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次年10月进入常熟理工学院工作，现为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类型学和描写语言学。从攻读硕士学位至今的十余年间，持续关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及相关区域类型学问题。在《外国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语言研究》等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17篇，其中1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另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修订）语言类型学相关条目、博雅21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语言类型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十二章“区域类型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6项。指导学生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省级重点项目1项。获常熟理工学院“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

为了撰写关于上海市蕨类植物生物多样性的本科毕业论文，柳俊踏遍了上海市大大小小二十几处蕨类植物的主要生境；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多样性，他走访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在看似不断“跨专业”的表象下，柳俊秉持着一颗追寻田野间人、事、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立足于中国的“小众”语言

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境内分布着东亚、北亚及东南亚地区主要的七大语群（汉语、阿尔泰语、侗台湾闽南语、苗瑶语、藏缅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它们之间有着久远且错综繁杂的历史关系。在对中国语言多样性的好奇心驱使下，柳俊长期致力于调查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

在云南民族大学读硕期间，他最先涉猎的是藏缅语。在了解到前贤为了解释中国境内七大语群间历史关系所提出的种种假说和验证方法（如陈保亚先生的“语言接触无界有阶”理论、孙宏开先生的“藏缅语历史类型学”范式等）之后，他开始思考“藏缅语的类型特点到底是历史遗传还是语言接触所致”，对该问题考察的最早成果《同源抑或区域趋同？——基于藏缅语语序类型参项的判断》，发表于《语言研究》（CSSCI期刊）。文章通过统计中国境内31种藏缅语的11种语序类型特征发现，彝缅语和藏—景颇语相似度较低，两者间的过渡语言为嘉羌语，其与彝缅语相似度更高一点。该现象反映了源自东亚北部的藏缅语族群不断南迁，分化为不同支系，分别与迁入地的土著融合的历史进程。由于融合过程时间久远，藏缅语不同支系与当地异种语言深度接触，“部分吸收”了这些语言的语序类型特征，形成了“区域趋同”现象。这也导致原本同源的不同支系的藏缅语在共时平面上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面貌。

在世界侗台湾闽南语研究重镇——朱拉隆功大学语言学系进行访学（2013年9-12月和2015年1-3月）、工作（2015年10月-2016年9月）期间，柳俊对于中国南方“小众”语言的关注得到了升华。合作导师THEPKANJANA Kingkarn教授幽默风趣的启发式指导风格，如同一阵来自异域的微风，打开了他的侗台湾闽南语研究之门。

研究了藏缅语和侗台湾闽南语之后，柳俊开始思考整个南方民族语的类型特征及其“区域趋同”问题。《我国南方民族语的情状类型——基于跨语言原生平行文本的尝试性研究》便是思考的结果之一，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类期刊）。该篇以表达相同母题和情节的“兄妹相配”口传平行文本为材料，定量分析了中国南方13种代表性民族语义情状类型的表达共性，即倾向于使用连动式表达运动事件，存在情状语义连续统与表达形式连续统的多维度相关性；这是区域趋同的结果。在类型特征相似性方面，藏缅语群彝语支语言与侗台湾闽南语和苗瑶语接近，藏缅语群羌语支语言与南亚语接近。

放眼亚洲东部区域问题

分布着七大语群的中国及其周边的亚洲东部区域是世界上罕见的语言深度接触的样本，也是区域类型学研究的绝佳对象。学界现有研究将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划入类型特征迥异的“北方”和“南方”。前者属于区域类型学意义上的“欧亚语言区域”的一部分，后者则属于“东南亚语言区域”的一部分。

怀揣着对“南方”民族语特点的探究之心，柳俊于2012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内顶尖语言类型学家金立鑫教授，博二时开始从宏观上探究涵盖中国“南方”民族语的“东南亚语言区域”的类型特点。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便源于对这一宏观尺度的探究，其核心内容浓缩成《东南亚语言区域的双语物结构类型及其成因》一文，刊于《外国语》（一类期刊）。该文统计了东南亚语言区域152种语言和方言的379个双语物结构，推导出其在语序、结构、标记性和事件发展方向性之间的多维度关联特征，具体表现为结构连续统和标记性连续统组成的二维类型特征空间，这是结构、功能和认知成因互相竞争的结果。

汉语方言的类型特征也符合学界对“欧亚语言区域”和“东南亚语言区域”的划分，“其之偏北者类型更似北亚语言，其之偏南者类型更似东南亚语言”。入职常熟理工学院之后，柳俊受合作导师王健教授在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启发，开始在宏观尺度“区域类型学”框架下探索中观“地区”尺度的研究新路，结合之前的学术积累聚焦语言接触最广泛和深入的类型过渡地区，探讨这些地区的地理类型格局及其在整个语言区域内的意义。《江苏方言和彝语方言的双语物结构地理类型格局——对地理类型过渡带的微观考察》便是这方面探索的力作之一，发表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该文选取汉语方言地理类型南北过渡带上的江苏方言和中国境内语言OV/VO型过渡带上的彝语方言为观察窗口，发现双语物结构在上述两大地区分别呈现自北向南和自东北向西南的演进式地理类型格局。这种相似的格局是在语言接触背景下，各方言系统内语用语法化的创新动力和语序固化的保守阻力之间博弈结果的差异梯度，在东部和西部重要类型过渡带上的地理投射。

追寻威廉·冯·洪堡的足迹

就像语言类型学的先驱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调查爪哇岛诸语那样，柳俊长期调查分布于云南的数种代表性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足迹覆盖了藏缅语、侗台湾闽南语和南亚语地区。在丽江大东乡调查藏缅语群纳西语的一个多月中，他体验了干农活和半个月不洗澡的当地生活。在红河州金平县调查侗台湾闽南语群白傣语的半个多月中，他初尝昆虫和马肉入菜的傣家风味。在金平县龙凤村中越边界的山寨调查南亚语群莽语的一个多月中，他目睹了泥石流，品尝了竹鼠……诸如此类的对异乡文化的人生体验丰富了漫长的田野调查生活，也滋养了一颗游走于田野间的好奇心。

“世界著名的语言类型学家无不是具体语言调查描写的专家。”秉持着这种理念，在这些田野调查过程中汲取的学术养分不断供养研究之树，最终结出了“区域类型学”之果。去年9月，柳俊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丝路沿线语言运动事件表达的区域类型学研究”（22BYY004）。该课题以“区域类型学”为理论框架，提取丝路沿线语言运动事件表达的多维度类型特征，通过辨析横向地理类型格局、纵向遗传特征和普遍类型共性，阐释丝路沿线语言的区域类型特征，以及其共时区域类型格局与其历时演变过程的纵横关联性。

激发内在好奇心

“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往往是好奇心。”柳俊在学术上始终保有好奇心，在教学上也不断试着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在传统中文系中，如果说文学是顶流的话，那么语言学就是“小众”。“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的老师就需要多以问题启发学生，激发他们对语言现象的好奇心。多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设计适合他们的探索路径”，柳俊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教育实习指导过程中，作为“优秀指导教师”，他常耐心倾听学生在实习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认真观摩他们的课堂教学，随后提出诱导性的问题帮助学生去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

在科研指导方面，作为“本科优秀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他习惯结合学生专业学习情况及择业目标设计课题，在开题后每个阶段不断抛出问题，引导学生对论文选题进行探究直至完成论文。掌握毕业论文课题的研究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也善于发现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大二学生，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他往往通过探索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设计选题，申报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得立项后，在研究的每个环节他都经常出“难题”，让学生不断寻找解决方案，学会研究方法。

“我所感兴趣的‘以中国语言为中心的区域类型学’研究既是对几位导师学术思想的传承，又是将这些学术精华与自身学术经历所做的一种尝试性的整合。在传承学术思想之外，我也会传承几位导师的指导艺术，抛给学生问题之石，激起他们内心的探索之浪。”柳俊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