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

四十载筚路蓝缕，四十载春华秋实。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从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到创新型经济的蓬勃兴起……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大地上发生的历史巨变，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聆听历史回响，江苏人不会忘记40年前的今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以江苏学者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文章，被誉为“春风第一枝”，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引发了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催生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让历史照亮未来，让历史启迪未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83岁的胡福明先生。他的深情回忆，既饱含对解放思想的认识，又融入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现实情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记者：40年前，《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写这篇文章的？您的理论勇气从哪里来？您的理性判断从哪里来？

胡福明：这篇文章是当时的需要、时代的产物。正如有句老话所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大家都晓得，十年内乱给我们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国人民温饱不足，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迫害，知识分子也成为“臭老九”。像我这种贫下中农出身、苦读20多年书到南大教学的人，都被批判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当时我感到，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然而，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我感觉不太对头，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反复思虑，逐步坚定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完全对立的，所以我认为，“两个凡是”一定要破，不破，中国人民就不能前进。

但是面对“要不要写文章，敢不敢去发表”，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已当过一次“反革命”，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戴过高帽子，扫过厕所，游过街，拉过板车。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有信念的，在时代更迭之时，都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前面。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可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而不去批判，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记者：写这样冲破思想框框的文章，确实不简单也不容易。您能否再详细透露一下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经过？

胡福明：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不能直抒胸臆，这是我面临的难题。仔细推敲、琢磨分析后我发现，“两个凡是”的根据，就是林彪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巅峰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1977年12月，我通过再阅读再学习，确定了这其实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时，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写作的突破口——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当时，夫人生病住院，我在陪护夫人的同时，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分批带到医院。在医院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我仔细查阅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整理了数十条。写了改，改了抄，抄了再写，1977年8月30日，经历酷暑，我的文章终于写成了，有8000多字。

文章寄给谁？我很快想到了《光明日报》的王强华。他在南京一场理论界座谈会上，听到了我的唯生产力论观点，并向我约过稿。1977年9月，我把文章寄给他。1978年1月20日，《光明日报》来信，告诉我文章要发表，但要做修改。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知道了，把我接到报社去。我见到了当时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哲学版发表，后来觉得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还要继续修改，今天请大家来提意见。马沛文第一个发表观点，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说：“这个做法不妥，不能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这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文章就没办法发表。”最后，杨西光发表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要写得更尖锐，进行更深入批判，加强文章的战斗性；二是不给人抓住小辫子，要稳妥，要完整，不要让人产生片面性。就这样，我每天改稿，改后送给《光明日报》，对方反馈来意见建议后，再做修改。连续四五天打磨，改了有七八遍。

会议结束后，杨西光将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当时和夫人同时住在那的他，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来，他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被调到《光明日报》的经历。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杨西光再次来看我，他说：“这篇文章，是你起头搞的，但是发表的时候，我们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回答说，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能扩大文章影响。我是学新闻出身，这我懂，完全赞成！

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华社再向全国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次日转载。此时，我心潮澎湃，写初稿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战斗，到了定稿发表之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工作。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

实践产生新思想，思想指引新实践

记者：您的文章之所以发改革先声，源于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真思、真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鲜明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想请教一下，当前怎样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胡福明：伟大思想总是与伟大实践紧密相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实践创造中得出来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入手，发布了中央八项规定，“打虎”“拍蝇”“猎狐”等反腐倡廉举措赢得了党心民心。新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宣示了一个大道理，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立足新时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才能更好担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赞叹的治国理政答卷。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深刻阐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着力点应该是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实践中自觉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

不为盛名所累，不为经验所缚，不为困难所惧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江苏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应该如何通过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来深化改革，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努力走在全国前列？

胡福明：江苏是改革开放先行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完全有条件、有必要，这是一种担当与责任！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有一些重要经验，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并发扬。一是江苏率先创办乡镇企业，由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共同办企业，这是一大创造。二是苏南地区建设开发区，如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这是江苏改革开放的一大产物，走在了全国前面。三是加快发展苏南，积极支持苏北。省级机关和苏南派干部到苏北去帮扶，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四是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江苏有不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先例，今天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五是大力发展教育。江苏高校多、大学生多，科教资源全国领先。

继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既要总结经验，也要找出不足、补齐短板。唯有不为盛名所累，不为经验所缚，不为困难所惧，敢于攻坚克难，勇于开拓创新，才能开创新局。

记者：您提到找出不足、补齐短板。在您看来，江苏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短板，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

胡福明：什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把还没有发现的重大问题找出来。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解放思想要有问题意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谈何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

立足江苏省情，从发展短板中找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和突破口，解放思想才有针对性，才能有的放矢。目前，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创新度不够活跃、高校院所成果转化不力、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不多……这些都是问题。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都需要我们着力破解这些问题。怎么强、怎么富、怎么美、怎么高？找到问题、认识差距，不断解放思想，推动实践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新华日报》记者 双传学 翟慎良 袁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