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温度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什么是大学的温度？温度体现在大学的大小事务中，难以一言概之。在展开论述之前，仅举一例说明。2017年，甘肃定西残疾考生魏祥致信录取他的清华大学，希望学校能体恤他身体残疾所带来的生活不便，安排一间陋舍以便其求学时能得到母亲照顾。清华没有以不符合管理规定拒绝他，而且为他提供了更加全方位的帮助。更感人的是，还有清华那封洋洒千言的回信——“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这就是大学的温度——以人为本而不墨守成规，深情勉励如春风化雨，让学子深深感受到大学的人文关怀，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

然而，如清华回信的这般温情时光，在如今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大学中委实不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于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界也作过很多解读，但基本都是从大学发展之高度来解读。笔者认为，解读之本身即体现了对大学的高度与温度之间的“不平衡”，而且仅从高度来看解读也还是“不充分”的。从高度来看，大学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更多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意味着有些获得更多资源配置的大学已经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但是，从温度来看，则所有的大学都存在不充分的问题：还在起步阶段的新建本科大学可能因为发展的粗放而无暇顾及温度，获得重点支持的“双一流”大学又可能因为全情投入科研竞赛而忽略温度。如今大学排行榜众多，但评价大学的指标还是惊人地一致——都只奔着高度去。可是，光有高度而缺乏温度的大学，可能称得上一流大学，却还不足以成为好大学。

大学温度的感知者，首先来自于学生。如果学生入学后，多数课程都是上百人的大班教学，老师一上完课就走人，师生之间基本没有交流的机会，很多人大学几年都像无名氏一样飘过；到学校管理部门办事的时候，经常是排队苦等甚至遭遇轻慢态度；毕业的时候，典礼上接、受嘉奖的也只是个别冠以“优秀毕业生”之名的学生，而更多的人除了获得一纸证书和数张合影之外，很难感受到大学对即将远行的学子的祝福和仪式的意义。那么这样的大学，显然是缺乏温度的！如果这些人没有在大学里收获感动和温情，即便以后他在社会获得成功，也很难想象他会对大学感恩，更不愿意为社会传递温度。

大学温度的感知者，还来自于教师，而且教师很大程度上还应是大学温度的传递者。但如果评价体系整天都是计算论文篇数和点数，比较课题级别，比拼人才头衔……在过分量化生产和竞争的环境下，大学教师们不但难以感受到学术的乐趣，也不会感受到大学的温度，更不愿意传递温度。笔者曾经调研过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关于科研和教学的时间投入比例，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7：3，甚至更高，科研的压力大到令大家都吝于挤出时间和学生交流。当然在全球都陷入学术锦标赛之背景下不仅只是中国大学如此，哈佛大学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便写道：“任何分析了研究型大学的聘用和晋升标准的人都会产生疑惑，他们的疑惑不在于教授们为何如此不关心学生，而是在于在如此缺乏激励和奖赏的情况下，为何还有教师在关心学生。”

有温度的大学会孕育出新高度

大学温度下降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对大学使命的曲解。大学的使命乃是传承和创新，然而如今我们对于大学使命的理解，却过于偏重创新而忽视传承。电影《无问西东》讲述的是四代清华人有关“真实”的故事，但故事背后的主线，却是清华精神的百年传承，因为唯有传承才使得“真实”得以维系。电影没有选择讲述突显清华高度的创新故事，因为在百年时局变迁之中，再尖端的科研成就也只是刹那光芒。而传承不仅饱含温度，还孕育出新的高度：善良、正义和勇气这些温暖真实的人性，因大学传承的温度而具有恒久价值。这也是大学区别于以创新为主的科研机构之处：传承与创新得以兼容，高度与温度得以并存，这才是大学之“大”。

只注重大学的高度，是一种短视的做法。有温度的大学会孕育出新高度，而这种高度往往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大学培养的只是“准人才”，经过社会历练和创造工作价值后才真正成为人才。前文所述的清华回信事件，公众记住的不是高不可攀的理工清华，而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水木清华。而从这次事件中获得的感动，不但激励了魏祥，也激励了天下如魏祥一般被命运折磨的人，激励他们重获新生，为社会贡献专业力量和正能量，温度因此得以转换为新的高度。我们说西南联大人才辈出，也并不是说他们在学期间所获得的高度，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走出校门为社会所贡献的高度。这种高度，也更多是孕育于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到大学在努力为中华民族赓续文脉所表现出来的温度，这种温度不但为他们后来创造出新的高度储备了足够热力，也为民族之崛起积攒了巨大能量。

再举中国师范院校的例子以观之：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意见明确，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新时代重新强调“师范”并非只是旧调重弹，而是在师范院校普遍面临发展价值危机的背景下正本清源。之前，在大学评价科研导向加重的情况下，很多师范大学都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片面追求科研之高度。但是，师范教育作为教育事业之“母机”，最宝贵的价值恰恰是更加强调传承的温度，这个温度所影响的不仅只是师范院校内部，更会影响到整个教育事业。李军教授在其英文著作《追求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政策实施中国模式的多维视角》中提供了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师范教育，认为独立建制的师范院校体系是保障中国教师教育专业性的最好体现，在全球范围中有着独特价值。也即为国家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教师乃是中国师范院校的最大价值所在，而非和研究型大学拼科研。全球学术锦标赛制趋势下正在抹杀一些行业大学的价值，不少师范大学甚至花重金“请枪”甚至“请外援”——聘人专门做研究而不用教学。这带来的问题是，发表了很多外文论文，但对真正改进当地的教育实践基本没有多少帮助。可是，师范院校如果不能在人才培养以及支持教师职后教育方面与所在区域有很密切的联系，师范院校的老师如果和中小学之间缺乏融洽的合作和关联，师范院校的温度价值将越来越弱，从而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声望和存在意义。因此，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师范体系的价值——师范院校当然也应有科研的高度，但更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以其更重传承的温度去孕育出未来教育的新高度。

新时代中国大学如何“高度与温度”兼备

重思大学目的，从造“器”走向育“人”

1926年，梁启超曾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上批评当时大学过于注重知识教育的弊端——学校只是一个贩卖知识的地方。1948年，另一位清华教授冯友兰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并直陈：大学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人，而不是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他们当年提出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各种教学和课程改革，但遗憾的是大学总是琢磨教学之“术”，而对育人之“道”缺乏思考和改进。因此，在新时代重思大学之目的，有着更加迫切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实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若我们的大学教育只是注重生产工具性的“机器”，以就业率、考研率来拼高度，而不重视生命成长，那么大学培养的人和人工智能有何区别？人工智能可能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但却不应是新时代大学培养人的方向。

重识大学使命：传承和创新并重

厘清从造“器”走向育“人”的大学目的后，下一步要思考的便是如何“育”人。传承与创新皆是大学之使命：大学的创新多来自于科研，这是其高度所在；但传承主要来自于教学，这是其温度所在。大学的育人功能更多是依靠教学中的传承来实现，大学教学关系中师生、生生交往的美好体验和绵延不绝，是大学最弥足珍贵的价值。因此，缺乏足够诚意和投入的教学，会让人对大学的存在价值产生质疑。英国教育家纽曼曾在《大学的理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大学为什么应该有学生。”即便是在最早掀起大学科研之风的柏林大学，其首任校长费希特亦着重强调：“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即以人为本。”新时代中国大学对于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的重视已经渐成共识，意味着教学开始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这还不够，不是仅靠大学努力便能凑效，还需要政府和大学在行动上有更多的共识：政府不再只是需要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装点门面，各种指令便能减少，大学教师便能有更多的精力和动力投入到指导学生身上，大学的温度便会回暖。大学温度的提升是系统工程，是大学和政府、社会的外部良好互动的体现，是大学内部师生之间、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之间良好互动的体现。

重塑大学形象：“高”“温”之城

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曾描述过大学形象之变迁：从曾经的“乡村”发展到“市镇”，再到当代大学已成为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这个著名的大学隐喻其实隐含的正是大学温度的变化：熟人社会的“乡村”自然更有人情味和温度，而陌生社会的“城市”显然表征着冷漠和疏离。所以，大学温度的缺失，不光是大学自身的问题，更有社会变迁的大环境问题。“城市”大学的师生关系，渐渐显得更加淡漠，就如住在城里的邻居一样各自闭门，两不相干。尤其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在学习和工作时间基本都是对着电脑屏幕，生活时间就对着手机屏幕。从乡村到城市，城市化、科技化的现代大学显得更加具有高度了，但显然温度在下降。城，不但是大学之隐喻，也是大学之现实，而如何将这座城打造成为高度和温度兼备的“高”“温”之城，是新时代大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大学不但要有创造性的知识，更应有独特的文化生活，大学应当有信心也有优势去面对如此挑战。剑桥大学前校长布罗厄斯认为剑桥的下午茶和喝咖啡时自由随意的交流，是铸就以活跃的文化融合和高度的学术自由为主要特征的“剑桥精神”的重要形式。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之“鸽笼理论”也是异曲同工：现代大学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学者如鸽子一般都在狭窄的学科“鸽笼”里打转，解决之道是要为鸽子们提供能跨学科交流的“广场”。下午茶和广场，既是大学文化生活的一种载体，也是大学知识创造的动力站，正是大学“高”“温”结合的独到之处。“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徐志摩的概叹，这也许是大学作为兼具知识创造和独特文化生活功能的“高”“温”之城所能获得的最高赞誉。摘选自《光明微教育》201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