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泽山院士是我国著名火炸药学家，被称为“火炸药大王”，他是我国发射装药理论体系的奠基人，是火炸药资源化治理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更为我国武器装备和火炸药产品更新换代作出了实实在在的杰出贡献。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奖项，从2000年起每年评审一次，每次授予不超过两名科技成就卓著、社会贡献巨大的个人，迄今为止已有29位科学家获此殊荣。王泽山院士从投身火炸药专业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经走过一甲子春秋，60多年里，他在火炸药领域连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次国家级大奖，成就堪称卓越，而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各项成果扎扎实实地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很多关键性难题。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两端和冬夏两个季节的极端温差达到几十摄氏度。而火炸药对于外界温度的敏感性高，低温环境中火炮弹药初速下降会带来威力和射击精度降低，高温条件下弹药初速提高又对安全性带来风险，这就直接导致了同一型火炮装备在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发射性能产生很大差距。

面对这一国际性难题，王泽山院士运用发射药燃面和燃速的调控技术，成功研制出了在不同温度下燃气产生速度恒定的发射药，成功地解决了环境温度变化对武器性能影响这一瓶颈，而且该成果稳定性及普适性全面优于国外技术。

为了在提高火炮射程的情况下又不压减火炮射程覆盖面，各国军队火炮目前都是采用“双模块装药”方法，即装药发射前需要在不同的单元模块间进行更换，而这在战时将导致作战与保障更加困难和复杂。王泽山院士在实践中设计出补偿装药的技术方案，做到了用一种单元模块实现火炮射程的全弹道覆盖。他还通过对发射药材料、结构和工艺的发明，攻克了国际上至今无法突破的高膛压、高过载等技术瓶颈，把我国武器发射装药技术水平推到了世界前沿地位。

当今世界总体和平，作为战备物资的火炸药一旦储备超期将成为巨大隐患。过去，我国的报废弹药基本采用火烧与炸毁销毁为主，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王泽山院士带领团队下工厂、跑部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攻关项目中，把国家每年上万吨退役或废弃的火炸药转化为爆破、驱动药剂、化工原料等“宝贝”，不仅为国家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为青山绿水远离废炸药的隐忧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王泽山院士解难题、干实事的科研实干精神，以及他不骄不躁能安心坐“冷板凳”的科研态度尤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科研的道路，没有坦途可以走。梳理王泽山院士的科研之路，没有一项重大成果是随随便便信手拈来的。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破解环境温度变化对武器性能的影响，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最终形成成熟的“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技术”。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思考关注制约远程火炮等模块装药和炮射导弹等武器装备发展的难题，经过20多年努力才终于建立“最大膛压低、做功能力高”的弹道并获国家奖励。

据媒体报道，1954年夏天，带着“强国先强军”的理念，王泽山以第一志愿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大学时王泽山是班上唯一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这是一个对国防建设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冷门”专业，而且当时国内火炸药生产和研究十分落后。面对这样的研究领域，王泽山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以“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简单执着与不懈努力硬是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成就了个人的同时，也让位列古代“四大发明”的火药在现代中国焕发出新的活力。

而最应该被青年学习和传承的还有王泽山院士这一代科研人的“中国心”。王泽山在少年历经了伪满统治、国民党管辖时期，抗美援朝的硝烟更让他明白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正因如此，他才坚信专业无所谓冷热，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光焰四射，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以自己的努力响应国家的需要。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依旧是对国防科研人员第一位的要求，而新时代科研人员的价值并不在于仅仅到条件更好的实验室去获得成果，而是更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科研前线去创造和开拓。